不具備“兩個明知”的不構成妨害公務罪――王某故意傷害案

【裁判要旨】

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且明知對方在依法執行職務而實施暴力阻礙行為的，構成妨害公務罪，否則就不具備妨害公務的主觀故意。若達到故意傷害定罪標準的，應以故意傷害罪論處。

【案情】

公訴機關：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王某。

2016年5月4日20時許，民警丁某著警服與實有人口協管員陸某至本市劍河路2001弄7號502室進行租戶實有人口信息登記工作。在該室門口，丁某表明身份、說明來意后，被告人王某以質疑民警身份為由，不配合登記工作，并撥打110報警。在等候110出警過程中，王某因需要進入自家屋內而不聽從民警丁某要求其在原地等候的要求，與丁某、陸某發生爭吵。其間，王某猛踢陸某左腿膝蓋處，致陸某左脛骨平臺骨折，并致丁某左手受傷。嗣后，王某趁隙回到房間內，并持刀威脅民警。王某妻子報警后，110出警民警到達現場將王某帶至公安機關，當日公安機關以妨害公務罪立案偵查。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某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一人輕傷、一人輕微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案發后，王某明知家屬報警仍在現場等候民警處理，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依法成立自首，可以從輕處罰。據此建議對王某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王某及其辯護人在公安偵查階段對罪名提出異議，認為民警的公務行為具有瑕疵，其對對方民警身份亦具有合理懷疑，主觀上不具備妨害公務的故意，因而不構成妨害公務罪；在公訴機關審查起訴及法院審判階段，對公訴機關認定的事實與罪名均無異議。

【審判】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王某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一人輕傷、一人輕微傷，其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依法應予懲處。案發后，王某明知家屬報警仍在現場等候民警處理，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依法成立自首，可以從輕處罰。王某在庭審中自愿認罪，已賠償被害人陸某的經濟損失，并已取得陸某的諒解，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九個月。專業深圳刑事辯護律師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提出抗訴，該案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評析】

本案公訴機關將偵查階段確定的妨害公務罪改為故意傷害罪，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被告人犯故意傷害罪的事實及罪名均不持異議，法院經審理亦認為應當按故意傷害罪定罪，但關于以該罪定罪的理由，審判時形成了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因本案同時觸犯妨害公務罪與故意傷害罪，根據兩罪關系，暴力抗拒人民警察執法，致人民警察輕傷、重傷、死亡的，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故本案應以故意傷害罪論處。持該觀點的人認為，本案中民警丁某身著警服，且一開始就說明了來意，被告人王某應當知道丁某、陸某系人民警察（協管員陸某與民警丁某共同執法，應當被視為人民警察），并在依法履行職務，卻以暴力方法襲擊丁某及在旁協查的陸某，客觀上侵害的是民警正常的公務管理活動及其人身權利，依法應當構成妨害公務罪，但其造成了民警丁某的輕微傷及協管員陸某的輕傷。由于輕傷后果已經超出了妨害公務罪所評價的范圍，根據前述規定，應當直接以故意傷害罪定罪量刑。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案不構成妨害公務罪，而構成故意傷害罪，故應以故意傷害罪論處。持該觀點的人認為，在案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人王某并不明知對方是警察，也不明知對方正在依法執行職務，故不構成妨害公務罪，但被告人對兩名被害人具有傷害的故意，并造成一人輕傷，一人輕微傷，應當直接以故意傷害罪定罪處刑。

本文贊同第二種觀點，理由詳述如下：

一、被告人王某不具備“兩個明知”，因而其行為并未觸犯妨害公務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第五款規定：“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從重處罰”。根據上述條文規定，本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明知對方的身份是警察，且明知對方是依法執行職務。如果不知道所侵犯的對象是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公務人員，或者將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誤認為是非法的，則缺乏本罪的犯罪故意，應當按照認識錯誤的理論不以犯罪論處或者以其他犯罪論處。

首先，被告人不明知對方的身份是警察。案發當天，被告人王某在回家途中接到了妻子的電話，妻子告訴他有兩名陌生人敲門，要求核實人口信息，但自己不敢開門。王某趕到家已是晚上8時左右，恰巧當晚住處的樓道燈源處于失效狀態，環境異�；璋�。在這種情況下，王某看不清對方的制服，出于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家人，完全有理由要求民警出示工作證件補充證明其身份。況且，協管員陸某沒有身穿制服，也未親口說明來意，這更讓王某起了疑心。遺憾的是，本案的民警丁某拒絕出示證件，陸某也沒有相關證件或物品能證明其身份。因此，雖無法論斷兩人執行公務的程序不合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兩人執行公務的程序具有瑕疵，影響了被告人對對方身份的判斷。另一方面，王某作為行政相對人，主動撥打110來核實對方身份，足以說明其確實不知道對方的身份。王某希望借由其信任的警力來判斷對方的真實身份，這從一個側面印證王某對兩人的身份是不明知的。

其次，被告人不明知對方正在依法執行職務。在等候110出警的過程中，被告人王某提出先回家中放包的要求并無不當，因為王某撥打110是希望通過外部警力來核實兩人身份，并非無理拒絕人口核查，更何況王某已經在兩人的控制之下。在該種情形下，回家是每一個公民都享有的當然權利，在沒有被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前提下，王某當然可以回家，任何人都無權阻攔。兩人將王某強行阻擋在家門外并命令其原地等候的職務行為明顯具有瑕疵，即便認為兩人的行為屬于合法公務行為，但至少已經引起一般公民對職務行為合法性的合理懷疑。王某在已經對兩人身份心生疑慮情況下，又對兩人公務行為的合法性產生懷疑，這直接否定了其妨害公務主觀故意的成立。

綜上，被告人王某既不明知對方的身份是警察，也不明知對方正在依法執行職務，不具備主觀故意，因而其行為不觸犯妨害公務罪。

二、被告人王某具有傷害的故意，且行為造成一人輕傷、一人輕微傷，構成故意傷害罪，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論處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在不明知對方系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情況下，以傷害的故意，實施了猛踢協管員陸某左腿膝蓋的行為，致陸某左脛骨平臺骨折，并致民警丁某左手受傷。經鑒定，陸某構成輕傷，丁某構成輕微傷。因此，被告人王某依法構成故意傷害罪。

【結語】

審判時的兩種觀點雖然理由不同，但結論均是定故意傷害罪。也就是說，在本案中判斷被告人是否具有妨害公務的主觀故意在定罪方面并沒有意義，但在量刑上卻具有意義：如果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妨害公務罪，在最終以故意傷害罪論處的情況下，由于妨害公務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公務管理活動等及執行職務、職責的工作人員的人身權利，而故意傷害罪又無法評價被告人侵犯國家機關正常公務管理活動這一事實，故裁判時應當將該事實作為從重處罰的量刑情節予以酌情考量；如果被告人的行為沒有觸犯妨害公務罪，那么就不存在相對應的從重處罰的情節。由于本案審理時最終未認定被告人觸犯妨害公務罪，因此也就沒有在量刑時將侵犯國家機關正常公務管理活動的事實作為相應的從重處罰情節予以評價。

此外，判斷被告人是否具備“兩個明知”，在某些類似案件中就顯得極為重要：若被告人僅造成執法人員輕微傷，且主觀上又不具備“兩個明知”的，就既不能以妨害公務罪定罪，也不能以故意傷害罪定罪。這一結果提醒我們，在辦理涉嫌妨害公務類案件時，應當養成科學的定罪步驟，做到準確量刑。本文認為可以按以下步驟確定罪名：首先判斷被告人的行為是否觸犯了妨害公務罪，若觸犯了則應依據危害后果來確定罪名，危害后果只有輕微傷的，以妨害公務罪論處，危害后果有輕傷或輕傷以上的，則以故意傷害罪論處，同時將侵犯國家機關正常公務管理活動這一情節作為量刑情節予以酌情從重處罰。若不觸犯妨害公務罪的，則應依據危害后果是否達到故意傷害的定罪標準來確定，達到的以故意傷害罪論處（如本案），沒有達到的則應另尋其他罪名或宣告無罪。

【案例索引】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2016）滬0105刑初618號刑事判決書。

（作者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

長寧區人民法院）

（責任編輯：羅開卷）

[1] 陳興良：《刑法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頁。